汽车限购和市场搬迁

3月25日，杭州市政府半夜鸡叫，突然宣布当天夜里开始实行汽车限购政策。到此为止，国内已有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天津、贵阳、杭州六个限购汽车的城市。未来肯定还会有城市加入这个行列。不信就走着瞧。

汽车限购是很烂的政策，不但达不到解决交通拥堵的目的，还会给市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，并人为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。因此直接间接利益受损的人，无法计数。

要问的是：为什么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行汽车限购这样的反市场政策呢？按照现在政府奉行的凯恩斯经济学，消费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。“保增长、扩内需”一直是政 府的经济总方针，GDP对地方官员的政绩依然很重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为什么要压制汽车消费呢？难道真的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吗？

分析政府的行为，和分析其他人的行为一样，要从他们面临的真实的成本收益入手。如此一来，就发现了汽车限购政策的原因所在——税收。

关于家用汽车的税收，主要有购置税、车船税、消费税、燃油税这几项。请注意，这几项税收中，只有车船税归地方政府，其他几项都是归中央政府的。

城市道路建设的投资，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。可汽车购置税却被中央拿走了。消费税是用来调节消费的，但由于归中央，全国税率一致，也谈不上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消费进行什么“调节”。燃油税的目的是调节汽车出行量，但同样由于全国统一税率而效果大打折扣。

也就是说，关于汽车的税收，大部分都被中央政府拿走了，而人们使用汽车所需要的公共财政开支，却留给了地方政府。收益归中央，麻烦留给地方。再加上交通拥堵带来的舆论压力，城市地方政府对汽车消费不太积极，也就是人之常情了。

中国的汽车工业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压力团体。他们虽然深受汽车限购之害，却无力在政治上向决策者施加成本和压力。而且，政府购买公车，不难绕过限购政策。种种这些因素加起来，地方政府选择汽车限购政策，就不奇怪了。换了谁，态度都差不多。

无独有偶。近来的另一件事情其实也和政府税收有关。北京的动物园批发市场终于确定要外迁了。

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颇为不解。这么大一个市场，一年要给政府缴不少税啊。政府怎么会舍得放弃这一大笔财政收入呢？尤其是北京市政府，近年来财政并不富裕，何以还会如此自断财源呢？

后来看到详细的报道，才知道，原来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们缴纳的税收并不多。动物园地区共有2万多个服装批发商，年营业额200多亿，但每年给所在的 西城区缴纳的税收却只有6000多万。可是，为了管理这里的交通、环境等事务，西城区政府每年直接投入的资金就超过一亿。从西城区政府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市 场，咋算咋不合算。

一般人以为，淘宝等网店相比实体店，有免税的优势。现在看来，相当一批实体店在这方面，劣势并不是那么大。名义上的税收的确很高，但实际上中往往会有各种 权宜变通之计。批发市场中那些规模不大的商家，往往有各种办法规避。“各村有各村的高招”。政府并非都要穷追不舍。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水面下 的原因。

当然，不管缴税多少，市场必定给商家、消费者、房产主等创造出巨大收益，但是，如果不体现为税收，对政府来说，这个巨大收益等于没有。他们为此承担的各项管理成本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收益小成本大的事情，谁也不愿意长久地做。政府也不例外。

也就是说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，虽然生意红红火火，但实际上却是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。再想想机会成本——把这里改造成写字楼以后的巨额税收，政府没有更早把他们赶走，已经算是克制了。呵呵。

不仅是动物园批发市场，早些时候，经营多年的东郊日用品批发市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搬迁。政府宁可把那块地方腾出来做绿地，也不愿意让市场继续在那里经营。

话说到这里，想必已经有人冲出来表演“爱自由恨政府”了。“难道你不希望政府税收少吗？”“你是国家主义者啊！”“你要主张加税吗？”

我当然愿意看到低税收。问题在于，对商家来说，如果要在低税收但随时被人赶走，税收高一些但可长期稳定经营这两个局面中选一个，他们会选哪一个呢？如果是我，一定选后者。可持续经营发展的情况下，低税收才是有意义的。

换句话说，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让税收更低，而是怎样让商家的综合成本最低。仅仅追求表面上的低税收甚至免税是没有意义的。一旦出现限购或市场搬迁这样的大 动荡，商家会遭受更大的损失。成熟理性的态度是未雨绸缪，合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，把自己的经营建立在别人也受益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得过且过、到时候再说。

汽车限购和市场搬家这两件事，都源于政府税收方面的问题。汽车限购是因为目前中央地方之间税收分配结构的不合理。中央政府拿走了太多的税收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匹配。最终受害的还是生活在地方上的民众。建立合理的中央地方税收分配结构，是未来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，中国社会的一般意识是推崇信任中央、贬低否定地方。公众往往认为好官都在中央，认为地方官不但官小，素质道德水平也都很差。

这种社会意识是没有根据的，也不符合事实。中央官员之所以显得崇高，无非是因为他们可以回避处理基层的棘手问题，有条件摆出超越状说永不会错的大话。而地方官员，则必须对现实问题拿出可行的办法，并动手去做，自然有可能形象不佳。干脏活的人可不见得就是最脏的人。

良好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，就是尽量在地方上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事事指望中央。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，指望着中央代替地方，制订出适合各地的合理政策，想象着北京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会表现更好，就是在自欺欺人。

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更多的财权下放到地方，把更多的税收留给地方。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方向基本是相反的。中央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权。这实际上是上一个十年改革停滞乃至倒退的深层原因所在。

而市场搬家，与其说反映出政府的问题，不如说表现出了中国商界自治能力的严重缺乏。以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来说，现状是：该地区公共秩序的维护，几乎完全由 政府承担。经营商户不但缴税不多，在维护本地区公共秩序方面的花销更少。既然这些开支都由政府承担，政府也就拥有了主人一样的规划权力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，天下也没有免费的治理。

维护秩序的开支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。既然如此，对商家来说，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组织起来，掏钱办理这些事务。这样的好处有三：

一、避免了政府管理的低效浪费，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行政指挥；二、自治的效率要比被治高得多，且商人的管理能力一般都强于官员，自我管理可以确保市场的经 营环境，减少对城市整体环境的影响；三、市场自治，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，避免市场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。记住，成了政府的财政负担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
想象一下，该地区在商家自治之下，秩序井然、商业繁荣，并且给政府创造了可观的税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还会一定要把市场搬走吗？情况很可能相反。即使市场想搬走，政府也要千方百计地挽留。

动物园批发市场所在的北京西城区，主要税收来自金融街。你认为西城区政府会把金融街的那些银行总部都迁到河北去吗？即使其中有银行总部想搬迁，比如搬到朝阳区CBD，西城区政府会坐视不管吗？

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必须搬迁，有效的商家自治组织，还可以和政府进行协商，争取最有利的条件，而不是现在这样几乎是听天由命任人安排。

经济学家说，让别人赚钱的生意才最长久最可靠。这个道理面对政府时也同样适用。让政府有足够收益，你的经营才能稳固和持续发展。对商业来说，和政府之间最 好的状态也就是两不相扰各忙各的。不要指望着长期占政府的便宜。那种公共开支靠政府，然后又要少缴税甚至不缴税的想法，断无可行之道。

地方自治和商人自治，往往是社会的积极因素。地方自治不仅能更有效地办理地方的各种事务，还会逐渐培养出公共生活中负责任有能力的公民。商人面临着外部市 场竞争的压力，一般不会像政治性组织那样恶性发展。商人固有的务实思维方式，也可以避免政治组织的激进或虚妄。许多好的社会制度，实际上都源于商业社会的 惯例。

在改革开放深化的今天，中国尤其主要重视地方自治商人自治这两个宝贵的制度资源。这两个制度资源如果被成功开发利用，中国社会就会建立起真正长治久安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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